在漢字書法中，篆書由于具備很強的裝飾性成為印章藝術的主體至今不衰。但秦漢以后，隨著書體的演變篆書已不是印章使用的的書體。除了唐宋的隸楷印章和元代的押字，在魏晉時代就出現了隸楷入印的先例。清以來的篆刻家亦好嘗試以今體(隸、楷、行草)入印，其中不乏佳作。由此使我們認識到，印章藝術的體現并不限于某一書體的使用，關鍵在于章法、書法、刀法的高度運用能力。齋館印：古人常為自己的居室，書齋命名，并常以之制成印章。唐李沁有“端居室”一印，約為此類印章的早者。印章初是信物，起印證作用。濟南印章

印章文字的排列順序都是從上到下，從右至左的。讀印文的時候，也是按這樣的順序來讀。但有些單姓雙名的人，在排列印文時，不愿將名字分拆開一個字排在右下方，另一個字排在左上方，于是就將名字連起來，排列在左邊，把“印”字放到右邊的姓字下面，形成了從右到左，再從左到右的逆時針回旋排列的特殊式樣。古人印章的款識，給我們留下了十分珍貴的資料和學習借鑒模式。初學刻款，也要從臨刻開始，待掌握刀法、風格后，才能進入創作練習。專業印章批發書法、章法、刀法，再要體會印文內容中蘊含的情趣、意味，綜合起來細細品鑒、慢慢欣賞。

傳世的古代璽印，多數出于古城廢墟、河流和古墓中。有的是中戰敗者流亡時所遺棄，也有在中殉職者遺棄在戰場上的，而當時的慣例，凡在戰場上虜獲的印章必須上交，而官吏遷職、死后也須脫解印綬上交。其它有不少如官職連姓名的，以及吉語印、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，而不是實品。其它在戰國時代的陶器和標準量器上，以及有些諸侯國的金幣上，都用印章蓋上名稱和記錄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圖記性質的符號，也被流傳下來。古璽是先秦印章的通稱。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一般早的印章大多是戰國古璽。印文筆畫細如毫發，都出于鑄造。白文古璽大多加邊欄，或在中間加一豎界格，文字有鑄有鑿。官璽的印文內容有“司馬”、“司徒”等名稱外，還有各種不規則的形狀，內容還刻有吉語和生動的物圖案。朱文古璽大多加邊欄，或在中間加一豎界格，文字有鑄有鑿。

宋初百廢待興，官印一度襲用五代舊印。不久重鑄公印時，印文多嵌“新”或“新鑄”字樣，以區別于五代公印，如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“東關縣新鑄印”等。百官印一律用銅鑄造，大小依官階高低而有所區別。宋早期公印印文與印邊粗細相若，以后印邊逐漸加寬，如989年鑄“拱圣七都虞侯朱記”印邊已比印文寬近1倍，達0.1厘米。到南宋景定元年（1260年）鑄“嘉興府金山防海水軍統領印”，印邊已寬達0.3厘米。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樣用蟠條法制造，而是直接鑄造，印文筆畫間已不似隋唐印疏闊。方長形柄鈕已不見穿孔。與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，標明鑄印年月，如“東關縣新鑄印”背鑿“太平興國五年九月鑄”。中期以后，在刻鑿年款的同時，還鑿有兼管頒發鑄造的機構“少府監”的名稱。如“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揮使朱記”。南宋公印轉由文思院統管，背款中“少府監”遂為“文思院”取代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靖康之難后，宋代官員倉皇南渡，印信多有遺失。南宋又重鑄公印，不過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，或冠年號以別新舊”（《宋史?輿服志》）。廣東篆刻印章品牌推薦倚天齋。

唐代公印，首先，出現了“寶記”“朱記”等新的印章自名。其次，唐初印章鈕式從隋代接近漢魏的鼻鈕向宋以后的橛鈕又跨進了一步，鼻鈕升高，鈕穿漸向豎長方形發展。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，完全演化為橛鈕，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“千牛府印”。第三，印背多刻楷書印文，如唐“武夷縣之印”背款刻“武夷縣之印”5字，不再像隋公印印背鑿刻造印時間。第四，出現了新的印章門類鑒藏印和齋館印。清代百官印等級區分同樣十分嚴格，印章普遍有所增大。其字體有蒙古文楷書、滿文、漢篆等。常見的是漢滿文對照同時出現在印面上，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點。其中漢篆中，九疊文不太興盛，出現了玉箸篆、懸針篆、柳葉篆、芝英篆等等。濟南倚天齋印章品牌推薦倚天齋。上海印章制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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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形印：也稱“象形印”，“圖案印”，刻有圖案印章的統稱。古代的肖形印，一般刻有人物，動物等的圖象，取材多樣，有龍、鳳、虎、犬、馬、魚、鳥等，以古樸取勝。肖形印多白文，有的純圖畫，有的加有文字，漢印中多有于姓名四周附以龍虎，或“四靈”（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）。印章之所以被歷代知識階層推崇、喜愛，也正是由于他的難能、他的艱澀所帶來的挑戰已經誘惑。垂手可得的東西不具備挑戰性，也沒有誘惑力，更談不上鑒賞價值。濟南印章